三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成功，固然得益于“本土化”策略，更重要的是在传教的同时，带来了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令当时的知识阶层耳目一新。西学以前所未见的巨大魅力，深深地吸引一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士大夫们，短短几年间，掀起了一个学习西学的高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一个过程，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逐渐推进的。西方学者瑞尔(IanRae)把利玛窦称为“科学家传教士”，他说：“关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历史一直有一种说法，即传教士是靠他们所掌握的西方科学和数学才取得最初的立足点的。的确，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神父，敏锐地看到中国人的数学知识虽然并不落后，但却未能将其应用在诸如天文学这样的领域。不过，耶稣会传教士确实希望唤起中国人对欧洲科学的兴趣，并藉此发展其传教活动。” 利玛窦进入中国结识的第一位知识界名流瞿汝夔(字太素)皈依天主教，就是深深为科学所折服。利玛窦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瞿太素，都强调这一点：“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露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但他们每天交往的结果倒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于严肃和高尚的研究。他从研究算学开始，欧洲人的算学比中国的更简单和更有条理……他接着从事研习丁先生的地球仪和欧几里得的原理，即欧氏第一书。然后他学习绘制各种日晷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经验证明，神父们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白费时间。大家都已知道，这个雄心勃勃的贵人是一位欧洲教士的学生。欧洲的信仰和科学始终是他所谈论的和崇拜的对象。” 早在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成立了传教所和圣母堂，在那里展览各种西洋物品，如三棱镜、宗教画、书籍、日晷、自鸣钟等，而以一幅《舆地全图》最受人注意。这决非偶然，因为中国人第一次从地图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必然是兴奋不已的，甚至连高级官员也不例外。从南京去北京的路上，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在看到利玛窦将要呈献给皇帝的礼品中有一个大木板，上面刻着世界地图，附有利玛窦神父用中文写的简略说明。王尚书非常高兴地观看了这幅世界地图，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能够看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表面上雕刻出广阔的世界，包括那么多新国家的名称和他们的习俗。他愿意非常仔细地反复观看它，力求记住这个世界的新概念。 当然，利玛窦毕竟不是科学家。一些研究者指出，第一批耶稣会士并非个个都擅长科学或数学，实际上一些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利玛窦写信给罗马，希望派一二名“好的天文学家”来中国，但是杳无音信。后来利玛窦和中国的天主教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数学著作，据瑞尔说：“他们(指徐光启、李之藻)所掌握的数学知识远比他(指利玛窦)所懂得的丰富得多。”尽管如此，利玛窦为中国人打开通向西方科学的大门，居功至伟，以至于可以说，如果没有利玛窦，就不可能造就晚明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及其科学成就。 1.《山海舆地全图》与《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在肇庆期间，最有影响的科学创举是把欧洲的地理学和世界地图首次介绍给中国人。他在肇庆的教堂接待室墙上，挂上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他很
